在广州，这个降温的周末，去了一趟越秀公园。作为广州城区里最老也应该是最大的公园之一（另一个是白云山），有自然景观，也有文化景观，还不收门票，花个半天游玩一下还是值得的。
以下信息摘至百度：
《五羊石像》是由尹积昌、陈本宗、孔繁纬创作的花岗岩城市雕塑，始建于1960年4月，位于广州市越秀公园内的越秀山木壳岗。
《五羊石像》整个石像连基座高11米。主羊头部高高昂起，口中衔穗，回眸微笑，其余四羊环绕于主羊周围，或戏耍，或吃草。五羊大小不一，姿态各异，造型优美，已经成为广州城市的标志。
1956年，广州人民美术社（现广州雕塑院的前身）接到时任广州市长朱光的指示，要创作一个能代表广州市形象的标志性雕塑，就像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一样，成为一座城市的城标。广州人民美术社在接到任务后，动员全体人员参与设计。 设计团队根据五羊仙子降临广州，给羊城人民带来了吉祥与幸福，他们赠稻于平民，并祝“愿此阛阓，永无饥荒”，然后腾空而去，五羊化为巨石的传说进行雕塑设计。 那时正值大跃进，所有的作品都必须有领头的，就设计了一只高高在上、嘴叼稻穗的领头羊。 为了创作出更接近生活的逼真的羊的形象，主要设计成员孔繁伟和陈本宗到华南农业大学的农场体验生活—看真实的羊。当看到山羊时就认定了它们。五羊石像中情说爱的羊是孔繁伟创作的，跪奶之恩的羊是陈本宗创作的。 后来朱光提出把陈本宗和孔繁伟创作的作品合二为一，从而再创作出今天的五羊雕塑。作为广州雕塑院负责人，尹积昌则担起了整合的任务。 设计方案最终出炉后，由曾经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京雕塑工厂工人承担起五羊石像的雕刻任务。 五羊石像一共用了130块花岗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雕刻而成。
以下转至百度。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把宋朝广州三城合为一，并向北扩展，跨越到越秀山，史称旧城。
据明黄佐《广东通志》载，当时广州城“周长三千七百九十六丈、高二丈八尺”。有城门、城楼、敌楼、警铺等。“崇祯十三年（1640年）增筑北城，将城墙培高七尺，增厚墙基，并且每隔二十丈置有台阶，以便在城墙上落”。越秀山明朝城墙现存总长度为1137米，除镇海楼外，只剩下高度不等的残垣，其他有关建筑已荡然无存。1987年，镇海楼后面连同东、西两侧的城墙已修缮复原，共长180米，雉堞严整，恢复旧观。 此遗址于1989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以下转至百度：
中山纪念碑建于1929年，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吕彦直先生设计。不仅是纪念碑，大家所知道的中山纪念堂和南京中山陵，同样是出自吕彦直先生之手。纪念碑和中山纪念堂当时是一体化的设计，两者都建在广州市老城区的中轴线上，形成了前堂后碑的雄伟气势。碑身用花岗岩砌成，高37米，外呈方形、尖顶。而37这个数字刚好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实际年数相一致;另外碑的主体高度，是由59块砖砌叠而成的，这与孙中山先生的寿辰吻合。
登碑时从首层石拱门进入，内有旋梯直通碑顶，第一、二层外有回廊，四边可以凭栏俯瞰，其它每层都有窗可以向外远眺。我们再看看碑基的四个面，上面共刻有26个羊头石雕，象征着羊城。
除了羊头石雕，在石碑的正面有一块高约7米的花岗石，上面刻有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它的高度刚好在第15块砖的水平处，这与孙中山先生“执政”年数相符;而它的宽度又占据了5块砖，意为当时“五权宪法”的象征。
以下转至百度：
越秀山体育场的前身是20世纪二十年代位于该处的泥地足球场，旧称观音山足球场。越秀山体育场位于越秀山南麓、镇海楼下方，场馆始建于1926年，是广州市首任市长叶剑英元帅号召青年们用自己双手建设的人民体育场。体育场曾主办过第六届、第九届全运会男、女子足球比赛、第16届亚洲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在国内享有盛名。越秀山体育场见证了南粤足球的兴衰，被誉为载满广州人记忆的体育场。曾经孕育了大批省市和国家级的优秀运动员，杨菲荪、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彭伟国、胡志军等广东足球名将，都是在越秀山体育场上打滚拼搏一举成名。现越秀山体育场为中超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越秀山体育场用地面积39916.7平方米，建筑面积11676平方米，可容纳2万名观众， 主要举办足球比赛及大型活动。体育场位于越秀山谷，三面环山，看台依山而建，因此观众席距离赛场比较近，且全部呈45度角向下俯冲，有较佳的视野及回响， 被视为广州足球的“福地”。 体育场先后于1956-2010年进行了8次翻修。曾经孕育了大批省市和国家级的优秀运动员，杨菲荪、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彭伟国、胡志军等广东足球名将，都是在越秀山体育场上打滚拼搏一举成名。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锣后，越秀山见证广州太阳神获得联赛亚军的辉煌，其“风水宝地”的称谓也不胫而走。
张九龄告身石刻，长33厘米，纵26厘米，黑石，石质坚致，石面平滑，楷书5行共46字，文曰：“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该石于1980年在广州市“西来初地”的一堆断砖残瓦中发现并征集置于广州博物馆。石刻每行字面上均接连盖满了“尚书吏部之印”的篆钤，只有在表示御旨的“制书”二字上不盖印。传世所见颜真卿自书“告身”也是如此。此石旁镌刻有“淳三”两个蝇头小楷，推测应为道光至光绪年间广东盛行丛帖镌刻之时，据宋《淳熙秘阁续帖》翻刻而留存下来。
